一句顶一万句人物分析

Ⅰ 一句顶一万句的作品鉴赏

《一句顶一万句》中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他们是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他们内心有自己的梦想。吴摩西有的时候会想起罗长理，那是他的梦。阿弗里德·马歇尔对追求讲了一句非常平淡无奇的话：“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由于阶层、等级、地位、资源、权势等占有的多样性，形成了追求的多样性。多种社会追求之间以及它们与能进行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形式上、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就形成一个个阶层内部空间极大、花样极多的整体追求结构。当下有很多类似的迷茫的人，他们也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梦想，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找不到出路，这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某个阶段或寻找未得的表现。老汪不停地走路，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追寻梦想，然而未能逃避命运!多少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为了自由而艰难地寻找自己，为了突破重重的心灵壁垒找到一个心灵契合能交心的倾谈对象，在复杂冗长、缠绕纠结的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作者取的副标题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从深层含义考察，可以认为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不仅指离开这片土地，也指去往更遥远的神的国度。作者把杨百顺所有可以从尘世生活寻找知音的路都切断了，就是为了使他走向一条皈依神、把自己交给神的路途，离开延津就是离开尘世，去往天国寻找知音，和神做知音。而老汪女儿灯盏的死和杨百顺继女巧心的走失可以说都是必然的，作者刻意削弱了在血缘和人生际遇里寻求知音的可能性，而把希望投诸遥远的天国。下半部分“回延津记”中，巧心的儿子又回到延津,祖先走过的路不经意被后代踏上，谁都逃不脱命运的驱使和轮回的力量。对应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下半部分“回延津记”绝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不光是象征人生的轮回，更象征着由天国到尘世的回归。作者最后还是把寻找到生命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人的希望留给了人世。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表面上看主要是在讲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只要对之细细咀嚼与回味，便会明白实际上是在讲“孤独”的历史。 “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 人物形象塑造
《一句顶一万句》值得肯定之处，正是对于若干人物形象成功的点染与塑造。对于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我们在之前的分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有所涉及。作家对他们两位的塑造自然是成功的，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主要人物之外，对于出现在自己笔端的若干次要人物，刘震云以不多的笔墨稍作点染，就能够使人物顿时活灵活现起来，留给读者的印象同样是难以磨灭的。比如章楚红，作家虽然用的笔墨很少，出现在他笔下的无非是她与牛爱国之间的相爱，以及通过他人之口转述的她跟丈夫李昆之间毅然决然的果断分手过程，但一个热情似火、敢爱敢恨、处事干脆利落的青年女性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了。再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登场了的那位卖豆腐的老杨，虽然很早就退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但刘震云却通过他与几个儿子之间关系的描写，他与所谓的“老朋友”老马之间关系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把一个遇事总是优柔寡断、缺少主见而又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的农民形象鲜明生动地塑造成功了。小说中其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老詹、吴香香、老高、庞丽娜、曹青娥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所充体现出的，一方面是刘震云对于乡村中复杂微妙人性世界的精到把握，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一种深厚的艺术功力的具备。
叙事方式
《一句话顶一万句》采用拟话本的叙事方式，从一条线索捋出另一条线索，每条线索都给你一一道来。比如，小说一开篇先讲杨百顺的爹与赶大车的老马之间的关系，扯出了镇上铁匠老李的故事，而这衍生出的故事里，又扯出老李与母亲之间的纠葛，那么长的篇幅，只是为了说清一句话——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一直这样缠绕下去，就会迎头撞上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宿命的，它的叙事也遵循着“因果循环”之说，凡事皆有其固，每个人物都有其来龙去脉。这是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世间之事，“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叙事的方法论：整部长篇一分为二，出走和回归，既是小说的结构也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小说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一结构行走，话多和话少，有话和没话，虚虚实实。剃头的老裴在要杀娘哥的路上救了杨百顺，而杨百顺在杀赶车老马的路上则又救了来喜，杀人和拯救就这么走到一起来了。还有那具有颇多争议的“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更是作为彼此对立的东西遭遇了，它们相互揣度，彼此纠缠不休、摩擦不断，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可是“世界性的邂逅”。事物总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与我们谋面。坚持一方面又要依附另一方面，离开就意味着回归，记忆是为了忘却，只有相互折磨才能使我们想起我们所生活的一切。
表现手法
《一句顶一万句》表现手法很独特，按照白烨所称的“言语流”小说来定义，刘震云用“喷空”的方式写作，这类似四川的摆龙门阵，像河流一样流到哪算哪。这又被李敬泽誉为“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辊辑讹。应该说刘震云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其实都是找朋友必备的方式，一个是找话，一个是找人。说些闲言碎语可能会引发共鸣，结识一批、再结识一批或许可以觅到投缘之人。这样表达不仅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而且紧扣中心，表达了在跨越了现实和历史，消融了城乡和地域之后，在这样一种局促的、混乱的流走交往之中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上难以言表的寂寞。这是一种在工于心计的社交安排之下，看似重视亲情、友情乃至族群之情的文化下潜伏的却是心灵的寂寞，以及为解脱寂寞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知己找寻。
叙事语言与叙事逻辑
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也在挑战着叙事的极限。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在不断地重复，最具重复意义的语言叙述模式是之所以出现这个人物（事件）不是因为单独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背后还有更多的牵扯，这样层层牵连……可以说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就是不断地在这种延宕的能指循环中向前延展，从而将人物沟通的困难和复杂用语言形式上的不断重复表征出来。人物的内心就像是毛细血管一样细密，像中枢神经一样敏感，从一句繁衍成一万句，而即便是一万句也无法能够达到沟通，吊诡地是反而离沟通越来越远。人们不能够为沟通找到一句话，却可以为不沟通找到一万句话。与小说叙说语言不断地重复相应，小说的叙事逻辑也在不断地重复。这个不断重复的叙事逻辑就是，要不断地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各种行为寻找开脱之词。这可以说是鲁迅笔下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异形。在不是这个人物（事件） 而是其它的原因甚至原因背后的牵引中无限循环的语言滑动中，其滑动的逻辑是一致的，自己永远都是掌握了真理的人，而且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逻辑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尽管有时候这种逻辑显得滑稽。当一种滑稽逻辑以真理的“假面”出现的时候，就将孤独的内面彰显出来，自己用一种滑稽逻辑树立起一个孤独的四面屏，将外界拦截在了外面，最后探出头来的竟是自己的“假面”，用这具假面来面对自己和人，和物，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但自己带着假面却不自知。 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Ⅱ 一句顶一万句的主要人物

杨百顺
故事中的中心人物。杨百顺想上学却被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给阴了，所以有仇父情节。杨百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干过许多活计，开始跟他爹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就跟老杨闹翻了，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杨百顺被动而又随意地改写着人生，没有什么必须坚守的东西。杨百顺可以因现实的利益而改变信仰———本来就没有信仰。信主后，老詹把杨百顺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名字就变成了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只有最后的一改，有一些怀念少年时代的梦想的因素。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杨百顺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
巧玲
一个在坎坷中长大的苦难小女孩。巧玲的亲妈吴香香为了和妯娌斗气，“打巧玲给人看。”巧玲三岁生了个拉肚子的小病，爹妈不当回事。变成大病好不容易治好啦落下个胆小的毛病，她妈“嫌弃她是个夹尾巴狗不喜欢她”。后来有了一个疼她的后爹吴摩西，却在寻找跟人私奔的吴香香的路上把她弄丢了。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被三个人转手由河南转卖到山西，一路上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但是无论表现得如何懂事也摆脱不了被买卖的命运，当巧玲结婚后即使敢于出走也摆脱不了成为老曹老婆第二的命运。也正因此，巧玲才努力寻找自己命运的病根(延津、老尤)，巧玲深深地思念吴摩西，想象的新延津成了她心里的家。
牛爱国
事业稳定，却因妻子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乡另谋生路，身处异乡惹出麻烦又返乡避祸，妻子与人私奔后再次出走，颠来倒去总难如愿。
老汪
一个教书先生，讲解《论语》因得不到知音而落泪，一生都没有遇到“说得着”的人，他只能在荒野暴走以抒解心情。老汪原以为自己不喜欢淘气的小女儿灯盏，故她掉到水缸里淹死的时候老汪也没有特别伤心，直到数日后看到灯盏留在没有吃完的月饼上那个小小的牙印，他才异常伤心，对着淹死女儿的水缸放声痛哭。一生都没有从生活环境和生活际遇里找到知音的老汪，在他女儿死后，也就是说从血缘这种命定的亲近关系里寻找知音的路被堵死了，他才彻底灰了心，所以他只能离开，一直向西，远走他乡，而且后半辈子一直捏哭泣的小媳妇面人。

Ⅲ 《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 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但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何其亲昵！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再比如，曹青娥与拖拉机手侯宝山之间的默契，话不多，却心心相印；曹说，我从没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于是私奔的失败，成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又比如，牛爱国寻找战友陈奎一。在部队时陈是厨房大师傅，陈使个眼色，他俩便聚在一起吃凉拌的猪肝猪心，然后相视嘿嘿一笑，什么也不说。牛爱国寻找陈奎一找得好苦，失望之余，落脚澡堂，却在灯影里发现了搓澡的陈奎一，那十块钱的势利，写尽了陈的潦倒与不堪。看到这里我很感慨，眼睛发酸。刘震云常常能描画出别人无法表现的人生的无言或无名的情景。 尽管小说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独特发现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总是很难归纳和命名的。《一句》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人为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一部小说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扇了个嘴巴，落下泪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与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纠缠，而且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作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所谓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写符号化的人。他和一些人的创作扩大了典型的意义，也可说扩大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比如，“头人”，“官人”，“单位”，都是带有文化象征意味和寓言化的概括。但是也可以说，刘震云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更有存在主义的意味。写人的孤独，写人的灵魂状态，写符号化的人，大体属于现代派文学范畴，从刘的创作，也可看出中国文学逐步在实现现代转型。这个“现代”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现代派文学意义上的。这里，存在主义的特征很明显。刘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他对中国现实（有历史渊源的现实）的深刻体察与感悟——中国人的孤独有着与人类性孤独相通的一面，更有着中国的现实历史的血肉和民族个性。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刘震云抓住了这一中国式的精神意象，发掘较深。 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如果说《白鹿原》以其“文化化”的中国农民叙述，《秦腔》以其无名状态的现代生活流的滚动，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就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共同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语句简洁，洗炼，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比如，七个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出人命也不能了，过去的关节都不存在了。又如，说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如此等等。这种言说不是颇有魅力和吸力吗？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当这种边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当代奇书；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 最后我想坦率地说，我喜欢这本书却不喜欢这个书名。这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想起林彪呀、“红宝书”呀之类的如麻的往事，以及那些渐成语言的丑陋化石的很难更改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书名与小说的深湛内涵和奇异风格没有深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