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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故事

发布时间: 2021-03-31 20:03:14

1. 看古代晋商是如何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的

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富商几乎都在山西。山西太谷、祁县等几个主要县域的富户财产加起来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从明朝初年到民国初年的500多年间,四大晋商的年总收入已经赶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在强手如林的商场脱颖而出?他们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有何秘诀?

明清时期,山西出现了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他们走南闯北,足迹横贯欧亚,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因山西为古晋国封疆,这批商人又被称为晋商。

晋商凭借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

到清代,晋商顺应金融汇兑业务的需要,开始涉足金融业,咸同时期晋商票号几乎已经垄断了全国汇兑业务,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翘楚,也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当时的御史章嗣衡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富商几乎都在山西。山西太谷、祁县等几个主要县域的富户财产加起来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就此做过统计,从明朝初年到民国初年的500多年间,四大晋商的年总收入已经赶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之富,可见一斑。

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小农经济模式影响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进程,而晋商则打破了这种时代局限,创新了商道逻辑,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商业风潮。

风流人物

在晋商称雄的500年间,自然不乏如乔致庸、雷履泰、曹三喜、渠同海这样的商界骄子和豪门富族。不过,正史中关于商人的文献记载很少,晋商精英的传奇故事多见于民间口耳相传。

祁帮渠同海(1723-1789年)

渠同海,字百川,祁县城内人,渠氏家族商业奠基人。

乾隆中期,渠同海由“走西口”经商致富,前往包头谋求发展,购置十余顷土地,独资经营菜园、粮食、油面、茶叶,兼营钱业生意,渠家从此发家。渠同海以“长源本晋川,荣华万世年”十字,作为其孙子辈以下辈分的世系排名。后来渠家在羊楼洞开办的茶庄大都与“川”有关,也与辈分世系有关,如“长源川”“长盛川”“三晋川”“宏源川”等茶庄。

渠同海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藩及三子映潢也都是商界高手。渠映潢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

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四家茶庄,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一家药店,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一家点心食品店,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渠氏商业达到鼎盛。

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晋商开始了长期的保矿运动,渠家父子配合默契,从此和解。之后,渠本翘入京,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票号创始人雷履泰(1770-1849年)

雷履泰(1770-1849)山西平遥人,中国票号创始人,金融史上的风云人物。

雷履泰少年入商号做学徒,年近不惑受聘于西达蒲李大全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因善经营会管理,深为财东赏识,很快升任大掌柜,统筹全局。

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通过总结唐代“飞钱”以及商业汇兑经验,研究了账局、钱庄、典当各金融业的利弊,博采众长,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及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也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N昌。他首创的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鼻祖”。

由于他经营有方,知人善任,很快便使“日?N昌”成为资财雄厚全国著名的票号,享有“汇通天下”的美誉,从此,中国金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纸便可“汇通天下”。

治家兴业乔致庸(1818-1907年)

乔致庸(1818-1907)山西祁县人,字仲登,号晓池,乔家第三位当家人,人称“亮财主”。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始祖乔贵发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的光棍汉。乾隆初年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生意,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在家族变故中,乔家第三代乔致庸临危受命,弃文从商,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活到89岁,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孙子乔映霞。乔映霞同样经商有道、思想开明,把乔家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现在,乔家已是第九代了,后人多数都在北京,低调而平凡。乔家的生意终结了,可乔家的精神却一代代传承,后人们一直恪守着祖先留下的规矩——诚信忠义。

外贸翘楚常威

常威,山西太原车辋人,生于清康熙初年。

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时,身无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从最初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开始,到开布铺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发展成为一支以外贸著称的晋商力量。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

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太谷巨富曹三喜

曹三喜,曹家走向一代巨商的关键人物。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

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到道光、咸丰年间,山西太谷曹家的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1000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人。

曹家的商业版图,雄踞了大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的乌兰巴托、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伦敦,创下了中国商业史上不朽的辉煌。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份,给每个儿子各一份。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如今,我们从山西太谷的曹家大院还能想见当年曹家的风光。

●晋商多是书香门第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在强手如云的商场脱颖而出?他们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有何秘诀?

商帮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即植根于精英阶层集体意识中的文化基因被创造性地激活,使商业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和信仰支撑。

晋商中大多数都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典型的儒商。他们之所以能缔造不朽的商业传奇,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染。

●转念——学而优则商

中国传统观念提倡“学而优则仕”,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为名高者,商为厚利者”,经商与倡优同列,商人哪怕富甲一方,也没有社会地位。在明代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许仕宦为官。

晋商冲破了这一封建价值观的藩篱,大胆倡导“学而优则商”。他们认为,商人也可以通过精研儒家学说成为儒者,儒者也可以转而经商;商人通过科举可入仕为官,为官者亦可以不失商贾之业。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山西出现了一大批“舍本逐末”的商人。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许多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了不少获得功名后又弃官从商的读书人。

山西榆次常威,在晋商中以外贸著称。常家十分重视子弟读书学习,但其目的并不是让子弟考科举求功名而是为家族商业培养人才。常家常万圯、常万达两兄弟均饱读诗书,特别是常万达,自幼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并没有参加科举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成就商业盛名。

清朝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可见,在晋商眼中,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被彻底颠覆,他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晋商群体价值观的转变为这一商帮的迅速崛起扫清了最大的思维障碍。

●精进——商而优则学

晋商的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出身卑微,靠勤敏恭诚白手起家,但这些商人在成功后都毫无例外地十分重视自身技能、学养提升和家族子弟的教育,以严格的家训学规培养家族精英,不断将商业推向新的高峰。

以祁县乔家为例,乔家商业帝国的开创者乔贵发原本是一位走西口的贫苦农民,经商发迹后并未奢侈挥霍,而是教导子孙勤俭持家,多读圣贤书。在第三代乔致庸主事时乔家扩大了家塾,修建了书馆,花重金聘请名当地名儒执教。

乔致庸把《朱子治家格言》定为儿孙启蒙必读的书籍,哪个子孙犯了错,乔致庸就会责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他还常告诫儿孙忌“骄、贪、懒”,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到了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主事时,对子弟读书更为重视。深受家风祖规熏陶的乔映霞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把书斋名立为“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定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他的努力下,乔家商业帝国蒸蒸日上,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

晋商深谙儒家修身之道,对读书和子孙教育不局限于经商,更重视诚信、才学与做人,这满足了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保证了家业的永续兴旺。

“学而优则商”是晋商对传统价值观的突破,“商而优则学”则体现了其勤勉精进与深谋远虑。前者使晋商群体迅速壮大,涌现出一大批成功商人,后者则保证了其可以做得更久。

2. 晋商中体现儒家思想‘义’的例子

义:晋儒商的道德与价值观体现

“义”字代表儒家崇尚的道德高标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她促使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义”与“利”、“德”与“商”的关系,坚持以义制利,不取不义之利,使晋商企业保持赢利的同时,又兼顾到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即“大义”)。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祀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同乡,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作为儒家推崇的武圣人是行“义”的楷模,有“义簿云天”的美称。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范氏的义举既受到同行的称许,又获得清政府的垂青,并由此获得厚利。山西乔家推崇以义制利,取财有道,不赚昧良心黑钱,而且当国家有难时,慷慨解囊,咸丰年间一次性捐出助赈款就高达36000两白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不仅周济逃亡到山西的国家重臣要员,而且不惜战乱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坚持有票必兑的承诺,赢得了政府的赏识和广泛的社会声誉,因而在清末民初其他商家票号因战乱纷纷倒闭关门的不利局势下,继续坚持经营到解放前期。若不是外侵内战,国破家亡,山西乔家集团今天将会继续驰骋商场,稳居世界五百强中的前茅也未可知。

3. 晋商的传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跨越明清两朝,兴盛繁华达500余年之久。晋商在繁华的市镇建会馆、筑戏台,


①实践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晋商对梆子戏提出需求,并提供财力支持。(3分)
②文化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创新。山西梆子继承原有声腔,退陈出新。(3分)
③商贸是文化传播的途径。山西梆子随晋商走向省外。(2分)
④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山西梆子与省外声腔结合,形成新的梆子剧种。(2分)

4. (30分)晋商的传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跨越明清两朝,兴盛繁华达500余年之久。据清代史料记载,山西当地

成功的原因:第一、山西人重视经商,以经商为荣。第二、组织结构合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第三、重视文化的力量,讲究诚信。
失败的原因:第一、近代以来,外国银行抢占山西票号的市场。第二、晋商在危机面前固守传统,拒绝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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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山西的历史故事

1、东汉时期,道教在山西基本形成,少数地方修建了道教庙观。《清凉山志》记载: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境即有道士,道教称五台山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庙。南北朝是山西道教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北魏王朝统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师道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山西道教进入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期。唐朝统治者欲借用老子李聃巩固统治地位,山西道教进入又一个历史兴盛时期。清朝尊佛抑道,道教各派均有所停滞。

2、春秋晋灵公时期,山西赵盾一家三百多口尽被武将屠岸贾谋害诛杀,仅留存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即赵氏孤儿。

为保存赵家唯一血脉,晋国公主即赵氏孤儿的母亲托付草泽医生程婴将孤儿带走,并自缢身死。程婴将赵氏孤儿藏在药箱中,欲带出宫门,可又偏遇到屠岸贾部下韩厥。韩厥深知此乃忠良之后,便放走程婴和赵氏孤儿,后自刎身亡。

屠岸贾搜不到赵氏孤儿,遂下令将全城一月到半岁间的孩子都囚禁起来,并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出孩子,就将这些孩子全部杀死。程婴走投无路之下找到了晋国退隐老臣公孙杵臼,并与公孙杵臼商定,用自己的孩子替代赵氏孤儿。

一切安排妥当后,程婴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引屠岸贾到公孙杵臼家中搜到了假孤儿;屠岸贾杀死假孤儿后,公孙杵臼撞阶自杀。

程婴忍辱负重抚养赵氏孤儿,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得知真相后杀死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

3、山西有座很著名的山,叫绵山。绵山的风景的确不错,但如果没有介之推,绵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山头而已。而因为介之推的缘故,绵山有了灵魂。

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

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

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4、山西有个洪洞县,地方不大,名气不小。洪洞之所以出名,一个是大槐树,另一个就是苏三监狱。

“若问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之所以有名,是因为牵扯着明朝那场规模庞大的移民史。不过,近千年的历史过后,那颗大槐树早已荡然无存。倒是著名的苏三监狱,依旧是当年的模样。

苏三自王顺卿走后,矢志不接客。鸨儿用计将其卖与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沈妻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苏三,县官受贿,将苏三问成死罪。老解差崇公道提解苏三自洪洞赴太原复审,途中苏三诉说遭遇,崇公道加以劝慰。

5、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

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

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6. 关于山西的历史故事

1、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周赧王五十五年4月至周赧王五十五年9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国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军队发生的战争。赵军最终战败,秦国获胜进占长平,此战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

此战是秦、赵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秦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内粮草消耗严重,战场上的相持对峙局面对其不利,再加上廉颇用兵老道无懈可击,遂用反间计。

赵王由于初战失利,见无利可图,遂求和秦国,不成被戏耍,年轻气盛的赵王遂要出击,但廉颇坚守不出不听赵王令,再加上秦国反间计,遂弃用名将廉颇,而起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遵照赵王意图,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

秦国见有机可乘,暗中换帅名将白起,白起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见战国历史分期)。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

2、介之推绵山被焚

晋献公时,晋国宫廷内讧,公子重耳出逃卫国,卫国不敢收留,于是逃往齐国,途中无食物可吃,只好吃野菜充饥。重耳自幼长在宫中,咽不下野菜。

其中有个侍从叫介之推,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煮成汤端给重耳喝,说是麻雀汤。重耳喝完后连称味道好,后来在赶路时,重耳发现介之推走路一拐一瘸,经过追问才明白真相,重耳感动不已,并许诺回国后定当重赏介之推。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了晋国,平定了叛乱并当上国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跟随他出逃的人都得到了封赏,而晋文公唯独忘了介之推,介之推遂认为自己无功,即使自己不割肉,晋文公一样会被别人帮助当上国君。于是带着老母归隐山林,躲进了绵山。

有人为其鸣不平,便作诗来讽刺晋文公忘恩负义,这首诗在市井流传开来,并很快传到了晋文公耳中。晋文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亲自带着大臣们前往绵山迎介之推出山为官,介之推不从,赵衰、狐偃等人非常嫉妒,便献奸计,告诉晋文公说三面烧山,介之推是孝子,为了母亲必定下山。

晋文公不知是计,信以为真,而赵衰、狐偃等人却四面烧山,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等火灭的时候,晋文公率人上山寻找,却发现介之推与老母亲抱着一棵大树被烧死了。文公悲痛难忍,敕令子推忌日百姓不得焚火煮饭,只吃寒食,遂为寒食节。

3、赵氏孤儿

晋景公树立国君权威,收侈卿的目的已达到,复立赵武。这时的赵武十岁左右。一个未成年的娃娃如何能够把持这样室破堂空的家庭?

赵武年幼,不能持家,内外倚靠赵旃打理,幸赵旃在下宫之难后变得成熟,不再像年轻时张狂跋扈,也失去了跋扈的资本。

前581年,景公梦魇缠身,梦见厉鬼,忧郁成病,遂命太子州蒲监国。半年后,晋景公猝死于厕,州蒲嗣位,是为晋厉公。景公末年,赵氏已无足轻重。八卿之中,栾、韩、二郤皆属公室,二荀为远支,除掉赵氏之后,晋景公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晋公族复强。

厉公年轻,未有政治资历,对臣下的控制、驾驭力度不如乃父,栾书为政,三郤荫公室,对外以和为贵,先后与秦、楚缔结盟约,后又于麻隧、鄢陵击败秦、楚。厉公欲重夺大权,而国内侈卿林立,尤以栾氏、郤氏为首。只有启用一批忠于国家,反感栾、郤的贵族,厉公才能够与侈卿逐力。

4、满门忠烈杨家将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讲述了北宋年间杨家名将杨业、杨延昭等人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

戏说中,杨家名将可谓一口金刀八杆枪,令辽兵闻风丧胆,对宋朝可谓居功至伟。 怎奈奸臣当道,潘仁美大奸大佞,杨家名将遭到严重迫害。

辽国皇帝约请太宗,赴金沙滩 “双龙会”,暗藏杀机,兵困行宫。声声怒吼,阵阵击鸣,战车交错,刀光血影。大郎、二郎和三郎战死、四郎和五郎失踪,七郎被潘仁美万箭射死。

5、苏三起解

苏三,原名周玉洁,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五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为苏,其时妓院已有两妓女,她排行第三,遂改名为苏三,“玉堂春”是她的花名。 苏三天生丽质,聪慧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官宦子弟王景隆相遇苏三,一见钟情,过往甚密,并立下山盟海誓。在那里不到一年, 王景隆床头金尽, 被老鸨赶出了门。

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不再从人。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老鸨偷偷以1200两银子为身价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子沈洪为妾。

沈洪就带苏三回故里。 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合谋毒死沈洪,诬陷苏三,并以一千两银子行贿。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

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屈忍画押,被判死刑,禁于死牢之中。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到太原。

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贪官知县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苏三有幸,传奇般地同王景隆团聚。

7. 晋商八大家乔治庸的故事

乔致庸: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8. 晋商的“票号”的故事

电视剧《龙票》中,男主人公祁子俊的家庭背景是开票号的。票号也称账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雏形。
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行总分号制,随着出外经商做工人群的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提供了条件。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纪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日升昌之所以能经营异地汇兑继而经营存放款等业务,因其前身西格成颜料庄是多地设庄的商业资本。在机构上具有经营汇兑的条件;而账局没有像日升昌那样也搞汇兑业务,是它的机构不具备条件。
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缘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票号。但“票号”一词,并不标在票号的牌号上。如中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记”,与其他工商业牌号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对工商业银行业命名的一种习惯,经济组织的牌号上并不表明其经营业务的性质。
票号产生于工商业需求异地汇兑清算方式代替运现清算方式,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创新各种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而且愈是与客户需求相适应,票号业务就愈是发展。
在19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经济尚未受外国资本主义太大的影响下,偶尔发生少量坏账,票号在每年和账期结算中,从利润中撇除坏账的办法,防范金融风险,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侵袭中国,造成工商业一批一批的倒闭,票号坏账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分号坏账报告恐怕就不实际了,总号恐怕也没有按实际坏账从利润中撇除,造成资产的不实。辛亥革命和北京袁世凯的二月兵变时,国内不少城市发生兵乱和焚抢,工商业又一次遭受损失;而工商业的损失有一部分又形成了票号的坏账。在变乱中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挤兑风潮,票号放款收不回来,无力支付存款,大部分纷纷倒闭。据1913年9月,日升昌等14家票号统计,尚有存款2509万余两,放款3150万余两,放款比存款尚多641万余两,但却一个个关门停业了。
票号经营之道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说两点:一是经营的诚信原则,一是资本家利益与职工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诚信是一切企业的原则。这个原则,对不同企业说来,表现不同。商业企业的老话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票号在银两货币流通和全国各地天平砝码极其不统一的条件下,怎样做到银两收付公平合理,则是诚信的重要表现。
资本家开设企业为了谋利,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经营者)和主要骨干伙计也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东家伙计追求利益的一致性,就要求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同时,要兼顾代理人和主要职工的利益,利润分配实行银人比例(如银六人四,等等)分配,和职工顶人力股分配的两种方式。票号普遍采用顶人力股方式,东家伙计共享利润分配,对票号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到了东家伙计同心和同舟共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得到缓解。

又:

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虽然称之为“票号”,然其业务不止于汇兑,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拥有票号的家庭或家族,亦拥有田产和其他生意。山西票号的经营范围虽然遍布于山西内外,
但仍以山西为老巢,且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今天能见到的票号遗留下来的通信很明显地说明,各地票号活动需要依赖其与山西老家间的关系并要竭力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许不止停留于情感层面;老家,很可能就是银行业务关键性的汇划地点。

关于山西票号之来源尚无定论。有说其起源于明代的盐业,因山西之出口商业而得以扩充,至十九世纪发展成为清政府的汇兑机构。由此观点推衍,山西票号的失败,可以归咎于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的渠道。这一论点的弱点,在于即使政府款项的汇兑改由他途,仍然未能解释为何山西票号不能应变求存。须知,辛亥革命后,其他地方上的银行,尤其是上海成立的地方银行(钱庄),继续生存到1910—1920年。

在银行业务中,信用固然举足轻重,而悠久的传统对于建立信用则很有助益。尽管山西票号号称传统久远,我们却很少见到关于十九世纪以前大量汇兑的资料。在此之前,银行的业务大概以借贷或找换为主——找换的需求缘于清代(而非明代)双货币的流通。近日的研究指出,关键性的变化在太平军之后方见端倪。正如黄鉴辉先生所说,1820—1830年,有些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分号的山西票号就已经替政府汇款。但是,直至太平军兴起后,由于白银运京的困难,它们才替地方督抚运交税项。此后,税收之交运变成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

太平军兴起后清廷税收的转变,实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长期以来,南北贸易并不平衡。北方的逆差,有赖南方的税收来填补。南方的税收以汇票支付,北京的票号则需要收购白银兑现汇票。北京收购的白银大约绝大多数来自于北方。汇票抬高了北京的银价。京城附近,甚至东北各省多年来积聚的白银都流向北京。同时,太平军兴起后北京实际税收的减少,令北方入不敷出。由于银价兑换铜钱升值,商人宁愿把铜钱运到其他有利可图的地方兑换。这样,市面流失的金属货币得不到有效补偿,商人只好以支票来代替。然而,纸钞流行更引起金属货币的囤积。当时的艰难处境是:市面流通的是纸币;但纸币没有法定的规律,流通范围狭窄。吉林将军长顺在光绪十四年的奏折反映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奏折称:“乡民驼运粮米入城,非抹兑竟无售处,换回携帖回乡,又无用处。”抹兑就是当地商人发行的流通面窄的钞票。金属货币缺乏,加之纸币流通不畅导致了市面的萧条。

虽然运交税收是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但在太平天国后的几十年里,沿海贸易的迅速复兴则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沿海贸易的兴起,与西方一样,归功于交通与通讯革命所引发的价格下降。除此之外,十九世纪后半期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局的引入还大大缩短了通讯的时间。通讯业的膨胀强劲地冲击了中国国内的贸易。此时,历史环境的大变化在小小的尺牍课本上亦见投影: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尺牍课本中,汇款就是最为普遍的内容。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政府汇兑的大量增加。战争赔偿、兴建铁路、建立新军都需要大量的官帑,不管是“捐”、“摊派”,还是正规的税收,大量款项的汇兑给山西票号以发展事业的机会。

但是,沿海贸易的兴起,对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有两个负面影响。其一,山西票号之为山西票号,一则出于它们是山西人经营的票号,另一则是因为山西票号之汇划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乡镇和县城作为中心。须知,银行制度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银行与银行的核算。这种核算,不止书面账目需要平衡,收支盈余还要以现银结算。一直以来,山西票号在全国经营,但是各分号的核算还是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因为有了稳定的核算制度,山西票号可以在南北贸易之间,作为银行的银行而运作。当北京是全国白银的积聚中心时,这个银行中心建立在近旁的山西省内,有其道理。然而,当沿海贸易兴起时,白银流向上海,银行中心也随之而转移。从清末开始,上海的钱庄为以上海为据点的贸易提供了汇划核算。辛亥革命后,当北京调节税收的作用也被取缔后,山西作为银行中心的作用就随之下降。这并不意味着经营票号的家庭一定没落,因为上海的钱庄也有所谓山西帮。此时的改变,只是重心的转移而已。

其二,票号的没落,败于其与现代化银行的竞争。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两者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管理;更在于集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关系网范围多广,家庭式银行的集资主要还是围绕亲戚朋友而展开。资本的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而扎根于法律的根据的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明晰与划分产权和管理权,使得股东在委任管理人员和分配利润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从而,开启了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集资的方便之门。这是国家可以给资本市场提供的最起码的帮助。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因此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除了发行股票外,还可以在国债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发行钞票的角色。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中国银行还以其资本开发各地的分行,争夺最后能与其竞争的票号的汇兑业务。由此观之,山西票号之成败,实为中国企业早期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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