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故事

成功的原因：第一、山西人重視經商，以經商為榮。第二、組織結構合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第三、重視文化的力量，講究誠信。
失敗的原因：第一、近代以來，外國銀行搶佔山西票號的市場。第二、晉商在危機面前固守傳統，拒絕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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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山西的歷史故事

1、東漢時期，道教在山西基本形成，少數地方修建了道教廟觀。《清涼山志》記載：東漢永平年間五台山境即有道士，道教稱五台山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廟。南北朝是山西道教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

北魏王朝統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師道的策源地和活動中心，山西道教進入了第一個歷史高峰期。唐朝統治者欲借用老子李聃鞏固統治地位，山西道教進入又一個歷史興盛時期。清朝尊佛抑道，道教各派均有所停滯。

2、春秋晉靈公時期，山西趙盾一家三百多口盡被武將屠岸賈謀害誅殺，僅留存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即趙氏孤兒。

為保存趙家唯一血脈，晉國公主即趙氏孤兒的母親託付草澤醫生程嬰將孤兒帶走，並自縊身死。程嬰將趙氏孤兒藏在葯箱中，欲帶出宮門，可又偏遇到屠岸賈部下韓厥。韓厥深知此乃忠良之後，便放走程嬰和趙氏孤兒，後自刎身亡。

屠岸賈搜不到趙氏孤兒，遂下令將全城一月到半歲間的孩子都囚禁起來，並稱如果窩藏趙氏孤兒者再不交出孩子，就將這些孩子全部殺死。程嬰走投無路之下找到了晉國退隱老臣公孫杵臼，並與公孫杵臼商定，用自己的孩子替代趙氏孤兒。

一切安排妥當後，程嬰假意告發公孫杵臼，引屠岸賈到公孫杵臼家中搜到了假孤兒；屠岸賈殺死假孤兒後，公孫杵臼撞階自殺。

程嬰忍辱負重撫養趙氏孤兒，20年後趙氏孤兒長大成人，得知真相後殺死屠岸賈，報了血海深仇。

3、山西有座很著名的山，叫綿山。綿山的風景的確不錯，但如果沒有介之推，綿山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山頭而已。而因為介之推的緣故，綿山有了靈魂。

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艱苦，跟隨他的介子推不惜從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塊肉讓他充飢。

後來，重耳回到晉國，做了國君（即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賞所有跟隨他流亡在外的隨從，惟獨介子推拒絕接受封賞，他帶了母親隱居綿山，不肯出來，

晉文公無計可施，只好放火燒山，他想，介子推孝順母親，一定會帶著老母出來。誰知這場大火卻把介子推母子燒死了。

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每年的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戶戶只能吃生冷的食物，這就是寒食節的來源。

4、山西有個洪洞縣，地方不大，名氣不小。洪洞之所以出名，一個是大槐樹，另一個就是蘇三監獄。

「若問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大槐樹之所以有名，是因為牽扯著明朝那場規模龐大的移民史。不過，近千年的歷史過後，那顆大槐樹早已盪然無存。倒是著名的蘇三監獄，依舊是當年的模樣。

蘇三自王順卿走後，矢志不接客。鴇兒用計將其賣與山西富商沈燕林為妾，沈妻與趙監生私通，毒死沈，反誣告蘇三，縣官受賄，將蘇三問成死罪。老解差崇公道提解蘇三自洪洞赴太原復審，途中蘇三訴說遭遇，崇公道加以勸慰。

5、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飢民。

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

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

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

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6. 關於山西的歷史故事

1、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是周赧王五十五年4月至周赧王五十五年9月（一說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又一說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國率軍在趙國的長平（今山西省晉城高平市西北）一帶同趙國軍隊發生的戰爭。趙軍最終戰敗，秦國獲勝進占長平，此戰共斬首坑殺趙軍約45萬。

此戰是秦、趙兩國之間的戰略決戰。秦國由於連年戰爭，國內糧草消耗嚴重，戰場上的相持對峙局面對其不利，再加上廉頗用兵老道無懈可擊，遂用反間計。

趙王由於初戰失利，見無利可圖，遂求和秦國，不成被戲耍，年輕氣盛的趙王遂要出擊，但廉頗堅守不出不聽趙王令，再加上秦國反間計，遂棄用名將廉頗，而起用趙括代替廉頗；趙括遵照趙王意圖，變更了廉頗的防禦部署及軍規，更換將吏，組織進攻。

秦國見有機可乘，暗中換帥名將白起，白起針對趙括急於求勝的弱點，採取了佯敗後退、誘敵脫離陣地，進而分割包圍、予以殲滅的作戰方針，最終獲得戰爭的勝利。

趙國經此一戰元氣大傷，加速了秦國統一中國的進程，長平之戰是戰國歷史的最後轉折，至此秦國的統一隻是時間問題（見戰國歷史分期）。此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最早、規模最大、最徹底的大型殲滅戰。

2、介之推綿山被焚

晉獻公時，晉國宮廷內訌，公子重耳出逃衛國，衛國不敢收留，於是逃往齊國，途中無食物可吃，只好吃野菜充飢。重耳自幼長在宮中，咽不下野菜。

其中有個侍從叫介之推，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煮成湯端給重耳喝，說是麻雀湯。重耳喝完後連稱味道好，後來在趕路時，重耳發現介之推走路一拐一瘸，經過追問才明白真相，重耳感動不已，並許諾回國後定當重賞介之推。

後來，重耳在秦國的幫助下，回到了晉國，平定了叛亂並當上國君，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晉文公。跟隨他出逃的人都得到了封賞，而晉文公唯獨忘了介之推，介之推遂認為自己無功，即使自己不割肉，晉文公一樣會被別人幫助當上國君。於是帶著老母歸隱山林，躲進了綿山。

有人為其鳴不平，便作詩來諷刺晉文公忘恩負義，這首詩在市井流傳開來，並很快傳到了晉文公耳中。晉文公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後，親自帶著大臣們前往綿山迎介之推出山為官，介之推不從，趙衰、狐偃等人非常嫉妒，便獻奸計，告訴晉文公說三面燒山，介之推是孝子，為了母親必定下山。

晉文公不知是計，信以為真，而趙衰、狐偃等人卻四面燒山，大火燒了七天七夜，等火滅的時候，晉文公率人上山尋找，卻發現介之推與老母親抱著一棵大樹被燒死了。文公悲痛難忍，敕令子推忌日百姓不得焚火煮飯，只吃寒食，遂為寒食節。

3、趙氏孤兒

晉景公樹立國君權威，收侈卿的目的已達到，復立趙武。這時的趙武十歲左右。一個未成年的娃娃如何能夠把持這樣室破堂空的家庭？

趙武年幼，不能持家，內外倚靠趙旃打理，幸趙旃在下宮之難後變得成熟，不再像年輕時張狂跋扈，也失去了跋扈的資本。

前581年，景公夢魘纏身，夢見厲鬼，憂郁成病，遂命太子州蒲監國。半年後，晉景公猝死於廁，州蒲嗣位，是為晉厲公。景公末年，趙氏已無足輕重。八卿之中，欒、韓、二郤皆屬公室，二荀為遠支，除掉趙氏之後，晉景公樹立了崇高的威信。晉公族復強。

厲公年輕，未有政治資歷，對臣下的控制、駕馭力度不如乃父，欒書為政，三郤蔭公室，對外以和為貴，先後與秦、楚締結盟約，後又於麻隧、鄢陵擊敗秦、楚。厲公欲重奪大權，而國內侈卿林立，尤以欒氏、郤氏為首。只有啟用一批忠於國家，反感欒、郤的貴族，厲公才能夠與侈卿逐力。

4、滿門忠烈楊家將

「楊家將」故事發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葉就已迅速流傳於天下，講述了北宋年間楊家名將楊業、楊延昭等人保家衛國的感人故事。

戲說中，楊家名將可謂一口金刀八桿槍，令遼兵聞風喪膽，對宋朝可謂居功至偉。 怎奈奸臣當道，潘仁美大奸大佞，楊家名將遭到嚴重迫害。

遼國皇帝約請太宗，赴金沙灘 「雙龍會」，暗藏殺機，兵困行宮。聲聲怒吼，陣陣擊鳴，戰車交錯，刀光血影。大郎、二郎和三郎戰死、四郎和五郎失蹤，七郎被潘仁美萬箭射死。

5、蘇三起解

蘇三，原名周玉潔，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莊人。五歲時父母雙亡，後被拐賣到南京蘇淮妓院，遂改姓為蘇，其時妓院已有兩妓女，她排行第三，遂改名為蘇三，「玉堂春」是她的花名。 蘇三天生麗質，聰慧好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官宦子弟王景隆相遇蘇三，一見鍾情，過往甚密，並立下山盟海誓。在那裡不到一年， 王景隆床頭金盡， 被老鴇趕出了門。

蘇三要王景隆發奮上進，誓言不再從人。王景隆發奮讀書，二次進京應試，考中第八名進士。老鴇偷偷以1200兩銀子為身價把蘇三賣給山西馬販子沈洪為妾。

沈洪就帶蘇三回故里。 沈洪長期經商在外，其妻皮氏與鄰里趙昂私通，與趙昂合謀毒死沈洪，誣陷蘇三，並以一千兩銀子行賄。知縣貪贓枉法，對蘇三嚴刑逼供。

蘇三受刑不過，只得屈忍畫押，被判死刑，禁於死牢之中。適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得知蘇三已犯死罪，便密訪洪洞縣，探知蘇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蘇三案全部人員到太原。

王景隆為避嫌疑，遂托劉推官代為審理。劉氏公正判決，蘇三奇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貪官知縣被撤職查辦。蘇三和王景隆終成眷屬。蘇三有幸，傳奇般地同王景隆團聚。

7. 晉商八大家喬治庸的故事

喬致庸：儒商大道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庄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嘆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8. 晉商的「票號」的故事

電視劇《龍票》中，男主人公祁子俊的家庭背景是開票號的。票號也稱賬局，是中國銀行業的雛形。
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工商業進入工場手工業和大商業發展階段，工商業為尋求解決資本困難的途徑，向社會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從而在康熙、乾隆年間發生了銀行業——賬局，為工商業發放貸款和辦理存款。
乾隆嘉慶以來，商品生產和商品量都有了相應的發展，因此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發展較快，年度之內有大量的貨幣在各城鎮間流轉，依舊沿用著起鏢運現的結算方式。按說，大量貨幣的運來運去，商人是會要求改變運現方式為匯兌方式的，可是賬局只經營存款業務而不經營匯兌業務，故而賬局只設在一城一地沒有分支機構。這是因為，國內民間尚處在書信不通的歷史時代，故不具備經營匯兌業務的條件。
嘉慶道光年間，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商業普遍實行總分號制，隨著出外經商做工人群的增加，通訊成為社會的普遍要求，從而促成民信局的產生和發展，結束了我國民間書信不通的歷史，為銀行業經營異地匯兌業務提供了條件。民信局由浙江寧波商人創辦和主要經營，發生於「嘉道年間」，傳遞書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數銀錢。民信局實行分支機構制，一家信局在許多城鎮設庄，一個城鎮有民信局幾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郵通天下。
這就是票號產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山西平遙縣商人繼承工商匯票的經驗，於19世紀20年代（或道光初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山西票號——日升昌。日升昌之所以能經營異地匯兌繼而經營存放款等業務，因其前身西格成顏料庄是多地設庄的商業資本。在機構上具有經營匯兌的條件；而賬局沒有像日升昌那樣也搞匯兌業務，是它的機構不具備條件。
票號之所以被社會上稱為票號，緣於開始經營匯票業務，故稱票號。但「票號」一詞，並不標在票號的牌號上。如中國第一家票號，牌號為「日升昌記」，與其他工商業牌號沒有多大區別。這是中國對工商業銀行業命名的一種習慣，經濟組織的牌號上並不表明其經營業務的性質。
票號產生於工商業需求異地匯兌清算方式代替運現清算方式，發展過程中又不斷創新各種金融產品，為客戶提供服務；而且愈是與客戶需求相適應，票號業務就愈是發展。
在19世紀70年代及其以前，中國經濟尚未受外國資本主義太大的影響下，偶爾發生少量壞賬，票號在每年和賬期結算中，從利潤中撇除壞賬的辦法，防範金融風險，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侵襲中國，造成工商業一批一批的倒閉，票號壞賬大量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分號壞賬報告恐怕就不實際了，總號恐怕也沒有按實際壞賬從利潤中撇除，造成資產的不實。辛亥革命和北京袁世凱的二月兵變時，國內不少城市發生兵亂和焚搶，工商業又一次遭受損失；而工商業的損失有一部分又形成了票號的壞賬。在變亂中出現了全國范圍的擠兌風潮，票號放款收不回來，無力支付存款，大部分紛紛倒閉。據1913年9月，日升昌等14家票號統計，尚有存款2509萬余兩，放款3150萬余兩，放款比存款尚多641萬余兩，但卻一個個關門停業了。
票號經營之道是多方面的，這里只說兩點：一是經營的誠信原則，一是資本家利益與職工利益相一致的原則。
誠信是一切企業的原則。這個原則，對不同企業說來，表現不同。商業企業的老話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票號在銀兩貨幣流通和全國各地天平砝碼極其不統一的條件下，怎樣做到銀兩收付公平合理，則是誠信的重要表現。
資本家開設企業為了謀利，作為資本家的代理人（資本經營者）和主要骨幹伙計也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東傢伙計追求利益的一致性，就要求資本家在追求剩餘價值的同時，要兼顧代理人和主要職工的利益，利潤分配實行銀人比例（如銀六人四，等等）分配，和職工頂人力股分配的兩種方式。票號普遍採用頂人力股方式，東傢伙計共享利潤分配，對票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到了東傢伙計同心和同舟共濟，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矛盾得到緩解。

又：

山西票號是20世紀以前中國最富盛名的銀行。雖然稱之為「票號」，然其業務不止於匯兌，其經營性質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業。擁有票號的家庭或家族，亦擁有田產和其他生意。山西票號的經營范圍雖然遍布於山西內外，
但仍以山西為老巢，且多集中於平遙、祁縣和太谷。今天能見到的票號遺留下來的通信很明顯地說明，各地票號活動需要依賴其與山西老家間的關系並要竭力維持這種關系。這種關系或許不止停留於情感層面；老家，很可能就是銀行業務關鍵性的匯劃地點。

關於山西票號之來源尚無定論。有說其起源於明代的鹽業，因山西之出口商業而得以擴充，至十九世紀發展成為清政府的匯兌機構。由此觀點推衍，山西票號的失敗，可以歸咎於辛亥革命後政府款項另有匯兌的渠道。這一論點的弱點，在於即使政府款項的匯兌改由他途，仍然未能解釋為何山西票號不能應變求存。須知，辛亥革命後，其他地方上的銀行，尤其是上海成立的地方銀行(錢庄)，繼續生存到1910—1920年。

在銀行業務中，信用固然舉足輕重，而悠久的傳統對於建立信用則很有助益。盡管山西票號號稱傳統久遠，我們卻很少見到關於十九世紀以前大量匯兌的資料。在此之前，銀行的業務大概以借貸或找換為主——找換的需求緣於清代(而非明代)雙貨幣的流通。近日的研究指出，關鍵性的變化在太平軍之後方見端倪。正如黃鑒輝先生所說，1820—1830年，有些在中國各地建立了分號的山西票號就已經替政府匯款。但是，直至太平軍興起後，由於白銀運京的困難，它們才替地方督撫運交稅項。此後，稅收之交運變成山西票號的重要業務。

太平軍興起後清廷稅收的轉變，實為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長期以來，南北貿易並不平衡。北方的逆差，有賴南方的稅收來填補。南方的稅收以匯票支付，北京的票號則需要收購白銀兌現匯票。北京收購的白銀大約絕大多數來自於北方。匯票抬高了北京的銀價。京城附近，甚至東北各省多年來積聚的白銀都流向北京。同時，太平軍興起後北京實際稅收的減少，令北方入不敷出。由於銀價兌換銅錢升值，商人寧願把銅錢運到其他有利可圖的地方兌換。這樣，市面流失的金屬貨幣得不到有效補償，商人只好以支票來代替。然而，紙鈔流行更引起金屬貨幣的囤積。當時的艱難處境是：市面流通的是紙幣；但紙幣沒有法定的規律，流通范圍狹窄。吉林將軍長順在光緒十四年的奏摺反映了這種情況帶來的後果。奏摺稱：「鄉民駝運糧米入城，非抹兌竟無售處，換回攜帖回鄉，又無用處。」抹兌就是當地商人發行的流通面窄的鈔票。金屬貨幣缺乏，加之紙幣流通不暢導致了市面的蕭條。

雖然運交稅收是山西票號的重要業務，但在太平天國後的幾十年裡，沿海貿易的迅速復興則為其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中國沿海貿易的興起，與西方一樣，歸功於交通與通訊革命所引發的價格下降。除此之外，十九世紀後半期輪船、鐵路、電報、郵政局的引入還大大縮短了通訊的時間。通訊業的膨脹強勁地沖擊了中國國內的貿易。此時，歷史環境的大變化在小小的尺牘課本上亦見投影：在數量日益增加的尺牘課本中，匯款就是最為普遍的內容。與此同時，甲午戰爭導致的後果之一，是政府匯兌的大量增加。戰爭賠償、興建鐵路、建立新軍都需要大量的官帑，不管是「捐」、「攤派」，還是正規的稅收，大量款項的匯兌給山西票號以發展事業的機會。

但是，沿海貿易的興起，對山西票號的發展，也有兩個負面影響。其一，山西票號之為山西票號，一則出於它們是山西人經營的票號，另一則是因為山西票號之匯劃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鄉鎮和縣城作為中心。須知，銀行制度最重要的環節，就是銀行與銀行的核算。這種核算，不止書面賬目需要平衡，收支盈餘還要以現銀結算。一直以來，山西票號在全國經營，但是各分號的核算還是在山西平遙、祁縣和太谷。因為有了穩定的核算制度，山西票號可以在南北貿易之間，作為銀行的銀行而運作。當北京是全國白銀的積聚中心時，這個銀行中心建立在近旁的山西省內，有其道理。然而，當沿海貿易興起時，白銀流向上海，銀行中心也隨之而轉移。從清末開始，上海的錢庄為以上海為據點的貿易提供了匯劃核算。辛亥革命後，當北京調節稅收的作用也被取締後，山西作為銀行中心的作用就隨之下降。這並不意味著經營票號的家庭一定沒落，因為上海的錢庄也有所謂山西幫。此時的改變，只是重心的轉移而已。

其二，票號的沒落，敗於其與現代化銀行的競爭。票號是家庭式企業，而現代化則是應法律的根據而誕生。兩者間的差別不僅在於管理；更在於集資——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不管關系網范圍多廣，家庭式銀行的集資主要還是圍繞親戚朋友而展開。資本的來源依賴個人的信用。而紮根於法律的根據的集資方式，賦予投資者法定的權利，明晰與劃分產權和管理權，使得股東在委任管理人員和分配利潤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從而，開啟了向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集資的方便之門。這是國家可以給資本市場提供的最起碼的幫助。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銀行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而建設的，因此在財力上遠遠超過任何山西票號。銀行除了發行股票外，還可以在國債的運作過程中扮演發行鈔票的角色。在這方面，山西票號也沒有競爭的條件。中國銀行還以其資本開發各地的分行，爭奪最後能與其競爭的票號的匯兌業務。由此觀之，山西票號之成敗，實為中國企業早期現代化、國際化進程中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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